日前英國首相卡麥隆發表了新移民政策，要求以伴侶簽證進入英國者，在進入前需有基本英文能力，進入後兩年半若沒有通過英檢，則有被遣返的風險。這項政策尤其對相對保守、經常待在家裡的穆斯林婦女不利，因此遭到各種質疑和批評。不論這項政策是在保護語言弱勢的婦女在學會英文之後更有機會融入社會、遭遇不幸時可以順利求助，或者純粹只是間接排擠穆斯林，把他們視為恐怖份子預備軍的意思，看過新聞的人反應亦是兩極。
有些人覺得這項政策對語言學習弱勢者不利，像英國這樣的大國本來就存在許多非英文母語國家的人民前往工作定居，其中也有些人英文能力不佳，但不影響專業表現，如今才提出這樣的政策，難免顯得有指向性目的，表現出種族和人權歧視的一面。
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到人家的國家居住「本來就應該」會說對方的語言，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共通的語言，要如何凝聚文化？我並不想否定這樣的假設，國家確實需要統一的語言才方便各種發展，但因為大城市裡外來者畢竟和本國人相比是絕對少數，且外來者大都會學習本國語言，所以我想原本就不可能存在有過半的人語言不統一的狀況。作為支持這項政策的立論，對我而言稍嫌不足了點。
這件事讓我想到《救救菜英文》這部電影，也連帶想起一個議題——到底我們是怎麼決定「本來就應該」的事呢？這個問題可以擴展到全人生的各種關係和困境裡去討論。從出生到老死，我們賦予了多少事情／行為一個「應該」的標籤，自我要求也要求別人做到？有些時候它是方便的，讓人們遵守秩序、相互尊重、事情運行順利，但也因為「應該」本身就附帶了「義務」的責任，並且似乎是一種不成文規定，當它不被履行時，難免招致責難。因此「應該」的認定，本身就存在壓力。
例如我們常常會說，學生「本來就應該乖乖唸書」、「應該聽大人的話」，作父母的「應該」慈愛自己的孩子，遇到困境「不應該」逃避，身為伴侶「應該」好好支持另一半﹍等，以此評斷一個人是不是好家人、好朋友、好情人、好學生、好老公／老婆、好上司／下屬、好老闆／員工、好男人／女人。哇喔～有沒有覺得壓力好大？
每當我們給自己和別人冠上一個「應該」時，也等於便宜行事地給了一個「沒有例外」的枷鎖，我們似乎不需要去聽「做不到」的解釋就可以將人（對方或自己）定罪毋須質疑，因為那是「本來就應該的」。很多時候我們也確實這樣做，並且不讓行為可以有別種表述。這讓我們不用太傷腦筋就能生活，只要對不如預期的那個人說「這是你應該的」，他就會不得不如我們所望地做到，或者做不到也「不是我的錯」，自己的價值觀就不會受到太多顛簸。或許是好處顯而易見，長期下來代代相傳，我們經常也為其所累卻不太自覺，不小心就把自己愈勒愈緊。
某位朋友自小就頗有才氣，也算聰明伶俐，他在才藝方面表現亮眼，讀書雖稱不上天才，但也是肯努力就有收穫的類型，做人做事認真仔細，一路走來的表現多受肯定，可是他經常陷於自責和不安，也容易對自己不滿（儘管大家都覺得不錯了），這樣的個性讓他大多數時候都處於不快樂的狀態。究其原因，是因為他有一對觀念中有很多的「應該」的父母。從小父母就對他的一舉一動有諸多意見，所以他從來不會弄髒衣服，從來不敢撒潑耍賴，如果他這麼做了，除了被打和冷落以外，什麼也得不到。
為了讓父母喜愛，他一直在觀察他們的臉色，不可以哭、不可以添麻煩、不可以這樣那樣，他喜歡的父母常常不喜歡，所以都被歸類成不該做的事。他要不是放棄，就是只能偷偷地做。如果做得好拿給父母看，他們會說讀書不讀書做這個幹嘛；要是成績好，偶爾會得到幾百塊和一句稱讚，不過多數時候這也是「應該的」。大學時候他跟很多年輕人一樣，想念的跟父母要他念的不一樣，他選了想念的，甚至念更多、拚命表現，想證明自己其他事也可以做好，可是父母只會在他不順利的時候說誰教你不聽我的，在他順利的時候不以為然，其他方面的亮眼在他們眼裡通常只是在玩或混。
這樣的環境，讓他養成比父母更苛求自己的習慣，可是也身心疲憊。有次他忍不住問自己的母親，一位任誰看來都十分稱職的母親（任勞任怨做飯持家三十年的主婦）說：「為什麼妳從來都不稱讚我呢？為什麼每次妳跟我說話的時候，都是要說我哪裡又做不好了？」這讓他非常害怕待在母親身邊，覺得母親隨時都會開口挑剔。他的母親理所當然地回答：「做得好本來就是應該的啊，做不好也本來就應該要唸。」
他終於明白，這些「應該的」帶給他多大的痛苦和負擔，而且更不幸的是，那些「好／不好」的標準，從來都不是固定的，完全是大人一時的主觀，常常今天可以的，明天就不行了，或者別人可以，可是他不行，而大人永遠找得到理由說他哪裡不對。小時候的他不會分辨，被這些主觀的好不好弄得糊塗，動輒得咎，人也變得敏感。他不得不逼自己所有表現都得是完美的，不是0分就是100分，即便如此還是沒得到好評價，因為他不是他們認為應該的樣子，這讓他感覺自我價值被全盤否定。而他的母親其實跟他一樣從來都不快樂，唯一的安慰就是當孩子聽話時，生命竟是如此彼此複製。
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雖然不見得自我要求的人都會走到疲累至極的一天，每個人對自己苛求或責難的程度不一，有些人甚至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不過一旦有了認定什麼是「應該的」的習慣，我們就常常會被這樣的標籤壓迫，也會慣於使用這樣的標籤，對自己和身邊人都不是什麼好事，更會扼抑人的各種可能、給自己無謂的限制跟挫折。
舉例來說，回到篇首的話題，熟悉所居國家的語言，是不是所有移入者「應該」的責任？如果是，做不到的人就很容易被冠上有問題或偷懶的顏色，而不被深究其學習上的困難，或者生活可能的障礙（例如工時長無法撥空學習、工資低負擔不起補習費用，或語言學習能力真的不好、族群文化不鼓勵對外接觸），歧視也會合理化。至於一個國家是否真的無法容忍語言不同的人在內生存？我想在歷史經驗上應該是否定的才對。
換到日常相處上也是一樣，當我們傳遞和討論好男人／好女人應該怎麼做的理念時（這類文章只能說屢見不鮮），我們就給了自己和對方框架，一邊苦於把自己塞入其中的不舒適，一邊論斷別人的愛，愛所能存有的形式也被單一化了。更糟糕的是，我們會和我那位朋友的父母一樣，沒有發現所有的要求加總後往往充滿矛盾，做到ABC的人，抵觸了DEF，但我們卻總以為可以兼顧，怪別人為什麼沒有做到、為什麼「沒有心」。佛教說的「求不得苦」其實也就是這麼來。倘若無法認真看見彼此相異的愛的方式，當然磕碰就多了、感情也淡了，有時候就生生錯失了一個發展的機會。
來自不同家庭、擁有不同價值觀的兩人，或許從一開始就不存在量身訂做的絕配對象。通常我們會用自己的經驗或者從小看父母相處的模式形成對愛的認識，父母關係穩定、善溝通、尊重、少爭吵的人，多半對親密關係感到比較自在、有信心，也較願意在碰到差異的時候作調整，因為他瞭解也習慣這樣調整的過程能夠帶來長久穩定的結果。
而來自父母強勢的家庭者，由於缺乏平等互動的模範，沒有內建樣本參考，難以評斷採取什麼行動會得到好結果，就比較容易因襲強求的模式，用條件篩選關係。對他們而言，判斷誰做到了「應該做的事」或者列出彼此應該做的事，比花時間去橋易於掌握，也可以評量「成果」，關係很容易變成審查和交換，而不是共同成長的狀態，猜忌也無可避免（當然也有自覺父母模式不好而設法學習改變的人）。
你是不是也是個心裡有很多「應該」的人呢？試著放過自己、讓事情有更多的可能，這不是不要負責任的意思，而是負責任跟事情可以怎麼做本來就是兩回事。當我們覺得什麼都「應該」怎樣的時候，很難對自己跟別人寬容，也看不到別條路可走，它阻礙我們真正認識一個人的本質，只能由自己的角度出發。做為父母，很可能扼殺孩子的發展；做為上司，有可能忽略員工的隱藏能力和動機；做為另一半，或許會愛得疲憊，某種層面上這也和同理心的能力有所關聯。學著做一個有想像力的人吧，做一個不是「應該怎樣」，而是「好像還可以怎樣」的人。活著會輕鬆很多，生命也會豐富一點，多點彈性並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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