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深秋的黎明》：我們在災難面前是如此渺小，命運唯一奪不走的，是愛的能力 @ 玩物尚志

過去我們曾經介紹過《再見了，拉札老師》，描述政治受難者尋求新國家庇護期間如何適應新生活的過程，以及難民最容易觸及的死亡議題。《拉札老師》的焦點放在和平國家中，遭遇不幸的孩子們與異鄉人如何從衝擊中復原。本來我預期《深秋的黎明》會是類似的電影，只是從成人戀愛的視角切入。而戀愛向來是受難電影裡象徵生機的緩衝物，好像讓我們在痛苦之餘作為安慰劑嚐到的一塊糖果，看完以後才發現我真是太小看導演了。

《深秋的黎明》由知名查德導演麥哈梅沙雷赫魯（Mahamat Saleh Haroun）編導，描述從中非內戰國家查德，帶著子女與弟弟流亡法國的阿巴斯一家人，尋求庇護的經過。阿巴斯和弟弟艾提恩原在查德時都是社經地位不錯的教師，一位教法文，一位教哲學。逃難過程中，阿巴斯的妻子遭民兵射殺，一家人來不及收拾心情，只能帶著傷痛來到法國試圖重新生活。在那裡，他遇見了卡蘿，一位不在乎他來歷、真心與其相愛的白人女子。即便一家人對死去的女主人仍然懷念，但也因為這名女性的支持，讓他們徹底顛覆的生活逐漸尋回一絲安穩。然而歐洲各國對難民的收容率已達緊繃，任憑他們怎麼申請、上訴、試圖證明自己在法國如何安分守己，居留證仍始終遭到駁回，直到面臨驅逐的那一刻﹍﹍

自始至終，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阿巴斯複雜的情緒，透過演員的背影、沈默、時而哭泣，一股壓抑的憤怒層層堆疊直到令人喘不過氣來。這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即便落難仍試圖維持禮貌和尊嚴，然而世界殘酷的是，它並不以人的修養或努力待人。在法國，他們就是庇護法庭公告欄裡，名單上的一個名字。在這名單上，犯罪者和良民的價值、標籤與待遇是等同的。不論你偷拐搶騙，還是在當地認份工作、擁有愛人，都無法享有一絲權利分配上的例外。「難民」這個身分，更是雪上加霜的標記。

或許是因為導演的親身經歷（導演本身就是查德旅法的難民），本片刻畫異鄉人的情緒細膩而到位。失去家園的阿巴斯和艾提恩都在法國遇上所愛之人。片中對艾提恩這位哲學人著墨不多、臺詞也很少，但從他和阿巴斯一家的互動，以及對女友的溫情，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溫柔體貼的人。然而這樣的他，卻被女友質疑從未愛過她，這又是為何呢？

雖然阿巴斯和艾提恩看似正常地生活著，每當夜深人靜時，他們卻被逃難的恐懼所籠罩。阿巴斯不斷看見死去妻子的幻影，艾提恩則是無法與人親密。當艾提恩在情人的床上說「我玩完了，我再也不舉了」時，表面上是女友對其愛情的責難，但實際上卻是國家災難在他身上劃下的無法痊癒的打擊。

即便最後艾提恩悲憤地對法國（或者對世界人權的不公）玉石俱焚地抗議，他始終沒有求助於法國籍的女友，甚至從來不讓女友知道他難民的身分，以維護他們之間純良的感情。愛不愛女友在片中是個無解的疑問，但我想肯定、應該是愛的吧。因為愛，所以不忍附加其他色彩與負擔。同樣地，因為愛，阿巴斯到最後也不忍告知卡蘿他的真實去處。是生、是死，我想觀眾會在最後留下一記沈重的疑問。

值得欣賞的是，導演賦予阿巴斯這個角色全方位的靈魂。在片中，愛情只是其中一個稍微陽光的面向。阿巴斯身為一名父親、一名流落底層的勞動者、一名男性、兄長、一家之主，他有著各種義務和壓力，以及尊嚴上的掙扎，還有盡全力維護子女正常成長的決心與種種無奈。他讓一個平凡的、被國家趕至角落甚至噤聲的、理應單薄的人，顯得如此巨大。這是影片最大的成功。

出生於民國38年以後的臺灣人，可能很難想像逃難的感覺。我們不像那些正值內戰的第三世界國家或極權統治的北韓人民，有著即使死亡也要逃出的窘迫。然而我們的處境，也不至於無虞到可以安心一輩子（尤其最近中共人大通過修憲了）。有多少臺灣人真正瞭解「落難」是怎麼一回事呢？過去我曾天真地以為，人只要到了一個新地方，即使困難，也總還是會落地生根，就像當年來到臺灣的閩、洛人們，定居之後似乎也就不以為苦了。但事實上，失去國家的人不一樣。

《深秋的黎明》有一個橋段觸動了我。阿巴斯的驅離令到期時，卡蘿問他：「若我們結婚呢？」阿巴斯說：「怎麼結？我沒有身分證明。」當一個人失去國家，同時也等於失去所有能夠證明這個人存在的資格。他的學歷、資歷，甚至「身為一個人」的身分都不復在。在法令前，他就是個遊魂。

類似這樣的人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礙於臺灣法規的規定，許多外配放棄原國籍嫁／娶來臺，卻遲遲領不到身分證。甚至曾有人來臺十數年，兒女已大，離婚時因為沒有臺灣身分，也無原國籍，成為兩國間的人球，並失去兒女撫養權。東南亞海域上，也正有著難民流離的悲歌。不論是兩岸政治或國內現況而論，我們都應該增加對政治難民的瞭解與關注。畢竟難保這些人的困境，有一天不會相似地出現在你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