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人的理想生活，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然而仔細凝視現況，會發現年輕人處在高失業、高工時、低薪資，無法自立（因為薪水少只好與父母同住）的窘境；而老年人用青春辛苦撐起經濟發展，該是頤養天年的時刻，竟然陷入老病窮的慘況。不禁讓人想問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呢？
前篇我們提到了經濟現況，瞭解到即使是現正工作的青壯人口，老年破產也在未來等著他們。往上要扶養老人，往下要撫育孩童，在這樣高壓的環境下，失去生產力的老人就可能首先被犧牲。國民年金的刪減已是現在進行式，照護保險金或自付額增加也正在發生。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只會導致更多老年人營養不良、不肯就醫，延誤病情也會連帶提高社會成本。這幾年孤獨死清理的行業變得盛行不是沒有道理。
除此之外，雖然國家已經規劃生活保護和照護制度，申請補助者比例仍低。這並不是需要的人不多的意思，而是有更多人寧可（或只能）一天只吃一餐地生活，也不使用生活保護。下面我們接著介紹那些造成請領困難的原因。
被不良資產綁架的世代
2013年，日本全國的空屋約有820萬戶，空屋率達13.5％，相較於20年前增加一倍。其中許多是鄉下父母過世後留下的老家，無法脫產卻要花錢整理，也要納稅，就算拆除閒置，拆除費也不少。子女無奈下只好置之不理，也繳不出固定資產稅。這樣的「負動產」不但消耗存款，也會讓本來已到貧窮線下的子女，因名下有房產而難以請領生活保護，進入老後破產的狀態，資產反而成為了負債。
另外也有些案例是，住在老家的人陷入下流老人的境地，但本人顧及賣掉老屋的金額不多，資產淨空後如果請領不到補助就要露宿街頭，恐慌而不敢妄動；或者同是遺產繼承人的親屬不願賣屋，而當事人基於親情也想成全的狀態。這些原因都讓不良資產成為接受保護的阻礙。
偏見下的歧視 醫療難民的孤獨死
下流老人的問題之所以難以改善，還有很大一個原因在社會對它的認識不足。許多人以為存款足以養老，沒注意到大環境已改變。大部分人的薪資收入在退休幾年後都很有可能落入貧窮線以下而不自知，以為之所以變成下流老人，是個人的不努力所致（事實上是經濟與現行制度的不友善導致），整體社會對接受生活保護者抱持歧視的態度。
而日本普遍害怕給人添麻煩的性格，也讓老後破產者寧可不請領補助，僅以遠低於最低生活所需的年金度日。一方面因為捉襟見肘，便檢省醫療費和交際費，讓自己陷入人際斷裂的孤境，生病也忍著不看醫生（因為吃飯錢都不夠），反而讓自己病情惡化，甚至救治不及而死亡。
目前日本社會有81.6％的老年人沒有使用照護服務，雖然其中有部分是身體健康無須使用，但仍有很大部分是負擔不起自付額或保險費，無力使用的人。生活保護的受惠率在日本大約只有15-30％，在法國能達到91.6％，這是兩國觀念上的巨大差異。許多貧窮老人因為生活保護源自於國民稅金的關係，自認不可拖累他人，或者害怕為人詬病（社會氛圍將受保護視為一種任性）、拖累子女的名聲而不請用，在歐美則普遍將生活保護視為「權利」來使用。對於這些噤聲的老人們，確實需要更多關懷來發現，現行必須自行申請才被動補助的方式，或許不是最適合民情的做法。
如前所述，老後破產可能會成為絕大部分現職者未來的惡夢。根據日本內閣府的「平成二十六年版高齡社會白皮書」（2014年），許多人都認為自己將來可以拿到的年金金額是一個月10-20萬日圓。然而事實上，大多數的高齡者都必須用不到20萬日圓的錢來生活（註1）。依照平均年收入（400萬）來算，每月能拿到16萬5千日圓，若收入不到這個數字，一個月薪水25萬日圓的人，只能拿到13萬日圓。而且領取年金者還必須支付稅金和介護保險費（註2），實際拿到手的金額還會少個幾萬。
加上20歲時的10幾萬和75歲的10幾萬，意義大不相同。一旦邁入高齡，可能就需要照護保險服務，每月支出1到數萬元不等，慢性病、重大疾病也可能發生，許多人連生活都不能自理，委外又是一大筆負擔。高齡者的貧窮，很有可能會直接導致死亡（環境惡劣、營養不良、重症拖延）。
1968年國民生產毛額達到世界第二的同時，日本社會也打造出總計一億人的中產階級。這些人的中產階級意識尚未崩解。2014年內閣府的「國民生活相關輿論調查」顯示，有九成以上的人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但這已經可以確定是一種幻想。未來的日本社會，有的只是極少數的富裕階級和大多數的貧窮階級兩種，雙向的貧富差距正在確實地擴大。因為身邊人和自己差不多的安心感，讓人忽略正在緩慢陷入窮困的事實。實際上，很可能有高達四成的家庭幾乎沒有老後的生活資金。
若整體社會能對現行制度有所認識與警醒，集眾人之力重新分配資源、互相扶持，並宣導更多正向觀念，協助這些陷入困頓的人能夠安心受到國家社會的幫助，我想比起等到欲救乏術時付出的社會成本會低得多。
其他困境
除了收入不完善、存款不足、無力使用醫療資源等問題之外，介護保險與照護經理人的照護計畫也經常不足以提供完善照顧。公營療養機構過少，私營療養院普遍高價（每月超過15萬日圓）讓多數老人負擔不起；而照護計畫大多只評估高齡者是否需要照護，卻沒有對貧窮進行理解，即便判定需要照護（日本將照護等級分為五級，所要自費比例和金額各有不同），也有很多老人無力負擔。
此外，住宅不足則是另一個問題。對沒有自宅的高齡者而言，租金太高，公營住宅過少，抽中率只有1/30至1/800。即使有搬家機會，老人也多半湊不出搬家資金。而有自宅者，也會受限於自有產，即使貧困也無法請領生活保護金（註3），更別說從每月領取的年金抽出足夠的照護費了。顯見國民住宅或老人住宅是當下亟待規劃的部分。
有位長年在機器製造公司上班的男性，65歲退休時存款和退休金有1200萬日圓，但是之後17年，光靠年金收入無法平衡收支，到82歲時資產已全部用盡，無法負擔每月7萬日圓的房租，只好寄居朋友家。還有一名在工廠工作40年的男性，退休後自75歲健康出問題，醫療負擔讓他在78歲時由於欠繳房租而被趕出公寓。這些例子都不是特例，他們的工作和收入都和一般人無異，仍然陷入老後破產的困境。
另一方面，下流老人容易陷入社交孤立的境地，有些人被發現時已失智多時，僅有資產遭人騙光，都是因為身邊沒人即時注意（特別針對此類老人的詐騙集團橫行）。支援上必須重新檢視「申請制」的缺陷，因為許多下流老人無法或不會自己前往窗口申請補助，這就仰賴社福人員的視察與介入。很多時候，老人家還有家人的話，家人也可能基於利益考量介入阻礙扶助，這是社福想要插手的困難處。指定代理人的風氣尚未盛行，老人家的生活品質很多時候由親戚晚輩主理，基於個人利益（或名聲）犧牲老人受照護的權利之類情況，時有所聞。
而「國家定義的貧窮」則是另一個隱形殺手。因應財政困難，貧窮線年年下修。政府沒有審視接受生活保護者的實際狀態，就以削減為目標。除了生活保護基準被降低，住宅和其他生活費補助也在持續減少。也就是說申請變得更困難，而申請到領得的錢也縮水了。本來生活保護就是以維持生活最基本健康為目的，一旦標準緊縮，顯然補助會無法真正達到「維持基本生活」的目的。
或許有許多人在退休前會設想退休後仍能做點簡單兼職賺取生活費，但實際上勞動市場幾乎沒有缺口，政府也沒有足夠的仲介和保障（事實上就連年輕人的就業環境都已遭到破壞）。原本樂觀地以為照現在的身體狀況來預估老後存款應該會堪用，也還可以勞動的結果，就是到了那一天發現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積極面對的明天
日本1990年國民平均所得超過650萬日圓，2012年低於550萬，不到300萬的超過三成。「老後破產」可以說是能預見的夢魘了。這件事需要全民的高度重視，重新審視現有的照護福利，修正背景因素和支援結構，才有可能因應不久的將來，將近一億人所要面臨的困境。
個人金錢方面，最好及早規劃理財。心理面則需要擴大個人社群，打造互相扶持的環境。經過統計研究，老年有較好人際支援的人，擺脫貧困和心理健康上的比例高於孤獨者。人際關係的貧富差距，會決定幸福的程度，可以事先參加NPO（非營利組織），讓自己成為地區社會的一分子。
遇緊急時刻，應調整心態提高自己的「受援力」。能否善用提供援助者的能力來改善自己生活，與自己的配合度和自尊等問題相關。保持正向心態接受幫助會比自暴自棄者容易進行得多。
當個人準備好積極面對老年，而社會針對貧窮制定戰略後，才有可能阻止國家繼續沈淪。政府有義務讓制度變得更親民易懂（也有不少人因為不瞭解扶助規則而未受惠）。消弭居住貧困、提高生活保護使用率都能讓超高齡社會變得較易生存。政策面應從介入年輕人的窮困做起。經濟上M型化的結果，會讓多數人落入貧窮區。財政如何做資源分配、檢討富人課稅法，扶助貧困青年減稅，都是現行能討論的方向。盡力讓全體國民認知到這是刻不容緩的問題，我想正是專家學者和NHK之所以大聲疾呼的目的吧。
媒體刊登／Nippon Café
註1：根據2014年衛福部出版的老人狀況調查報告，臺灣65歲以上老人平均每月「可使用」生活費約為12875元，而臺灣2015年核定低收入標準，各縣市每人每月平均所得10869元，台北市為14794元。以平均收入36000元為例，連續25年都有繳交勞保及勞工退休金，退休後月領金額應不足2萬。
註2：日本政府於2000年起開辦介護保險，向中高齡者（45歲以上）以年齡別徵收不同的保險費，以提供長照者需求。臺灣政府目前研擬的長照保險與此類似。
註3：其實有例外。屋齡過於老舊或地價太低廉時，能以「醫療扶助」、「照護扶助」的形式申請保護。若手上有高價房產，也有人採用「反向抵押貸款」的方式，將房產押給銀行，換得在自家終老的權利，等到貸款花完或死亡，則交由法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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