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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託《屍速列車》的福,當年未在臺上映的《熔爐》終於也要搬上大螢幕了。想要提起這部片,一方面基於它改編自真實事件所反映的人性面非常值得警惕,另一面是希望同時也可以呼籲觀眾重視比起光州聾啞學校事件更嚴重的臺灣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韓國人經由電影和小說瞭解現實,積極修法改善特教環境,作為臺灣這個土地的一份子,我們也應該從相關事件認知到國內對特教環境的輕忽才對。

  《熔爐》改編自2000年至2005年光州聾啞學校性侵事件,即便電影讓不少觀眾為之憤怒,但實際上只展示了事件十分之一的面貌。或許為了不讓觀眾反感,在性侵和凌虐的部分幾乎點到為止,主要靠大人演員的表情來呈現猙獰,可以說非常含蓄,就連當初告發的老師在現實上被校方栽贓性侵一事都沒收入,還給了孔劉所飾演的新任老師一個掙扎是否舉發的好理由——經濟不佳仍要治療重病的女兒。而「壞人方」的校長等職員們,則被演繹成心理扭曲變態的特殊份子。這些安排都讓電影變得「更能為人所接受」,但也相對地付出了一個交換代價是:或許也讓觀者把它視為「特殊事件」,排除於自身之外。

  現實上校園集體性侵案不只發生在韓國,也發生在夏威夷、美國、臺灣等世界各地,而且相關人員的反應也十分相似,矢口否認、大事化小、官官相護,甚至說謊掩飾。如果個別去瞭解的話,會發現這其中顯示的是人性上共通的缺點,之所以特別容易在特教學校發生,只是因為那是相對封閉又溝通不良的環境,導致事件易於隱瞞而愈發嚴重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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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討論事件之前,我想先提及兩個著名的心理實驗: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及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史丹佛監獄實驗將受試者分為獄警和犯人兩方,藉由角色扮演討論環境對心理角色的影響。參與者都是心智正常日常良善的普通人。剛開始彼此還可以和平共處,隨著角色衝突,獄警一天比一天嚴格、殘酷,直到開始虐待囚犯,而犯人受到壓迫和管制後,一天比一天暴躁易怒,最後實驗失控不得不提前結束。作為獄警的一方並不認為自己體罰過當,反而堅信自己是在「維持秩序」。說明當人能夠給自己好理由的時候,道德界線往往趨向模糊,一如恐怖份子從不認為自己不是在做正確的事一樣。而決定一個人怎麼判斷自己道不道德的標準,是會隨著環境變化、而非恆常不變的(我們經常誤以為自己的價值標準是絕對的,實際上善惡是相對的判斷)。實驗設計者Philip Zimbardo在2007年出版《路西法效應》一書,提出如何避免由善變惡、權力失控的十種方法:

1. 承認錯誤。
2. 保持思考。
3.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4. 別忘記自我。
5. 尊重正當權威,但反抗不公義的權威。
6. 融入群體中,但保有自己的獨立性。
7. 對「框架」保持警惕。
8. 以最佳的時間觀看事情(避免短視或不切實際)。
9. 提醒自己不會為了安全的假象而犧牲個人或公民的自由。
10.反抗任何不公的制度。

  這些建議當然是一種理想狀態,校園性侵案反映的正是實際層面上,人們很難不被環境脅迫靜默或麻木。一旦沒有在第一時間反應,很可能就錯失矯正的機會,淪為加害者一方難以自拔,這正是環境變因對個人意志影響甚鉅之處。

  至於米爾格倫實驗,則是關於個人服膺權威的程度測試。受試者要扮演老師的角色,念題目給對面(看不見)的學生作答,一旦答錯即施予電擊。一旁會有指導實驗的助理人員指示參與者電擊,而另一邊則播放受電擊者的反應。每次電擊會增強伏特數,而對面的反應也會愈來愈激烈,直到求饒或沈默(昏厥),以此測試參與者會在什麼電擊量時自動停止實驗。大部分人會在聽到對面尖叫時感到不安,請求停止,助理人員則會要求繼續實驗,除非對方堅持四次不肯動作之後,實驗才會停止,若沒有堅持,則會繼續到最強的450伏特,電擊三次後才停止。從實驗結果可知,人們會在失控過程中確保自己沒有責任。如同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在世紀大審判時所稱,一切都是因為聽從命令的結果。把責任撇清有助於人們無感於自己經手的惡事,而順服權威向來是很好的理由。結果是65%的參與者都持續到最高電擊量。同樣地,這些實驗者並不是什麼特殊分子,他們是與我們無異的一般人。這種實際面對處境所展現的服從之惡,正是漢娜‧鄂蘭所提出的「平庸的邪惡性」(The Banality of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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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所以戰鬥,並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回到電影來看,即便電影將舍監、校長、教職員演得多麼怪異或醜陋,也並不表示這只是一件「因為不小心被壞人把持了權力才發生的事」。電影將人性的醜陋用壞人的嘴臉代換,讓人可以將憤怒指向明確的方向,但現實上這卻是很可能發生在任何集權或溝通不良的組織內之事。若參看《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一書所詳載的情況,一所國家立案的特教學校,300多名學生竟有164件性侵及性騷擾案,其中70件未依法通報地方主管機關,87件未通報教育部,44件未調查處理,17件違法自行處理。在社福機構介入處理的過程中,學生家長一再受到學校威脅、教職員隱匿證據(學生日記),甚至公然說謊,而主管機關推諉被動。光看數字就多麼怵目驚心,而內容更是與電影相似甚至更為殘酷。

  這背後牽涉到的問題之多,不僅是個人層面的教師訓練不足(特教老師審核制度不貼合實際需求,有視障老師教導聽障生之類無法溝通的情況),導致工作人員適應不良、人手不足壓力過大(因此也有體罰過重的問題)。學校為了校譽和維持營運,採取息事寧人互相包庇的行動。政府沒有完善的法規督導、人力規劃,以及消極處理性侵類敏感話題的態度,在在顯示結構性問題也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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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亦有幾起特教學校教師體罰過度遭到判刑的案例,特教生之間幾十年來不乏某些老師私下性侵學生的傳聞。這些大多屬於弱勢家庭的特教生,很少有機會被社會看到,他們很多時候甚至連成為新聞的價值都沒有。而教職員或一般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不瞭解,也很容易導出「他們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樣、有缺陷、奇怪的族群」這樣的結論,而簡化了認知、消極處理。身障者自小住校又沒受到完整性教育,很早就被同學或師長性侵,以致只學到了用性侵的方式示好或是報復,而從受害者成為加害人,繼續對學弟妹出手、繼續被外人無視為「他們本來就是這樣(奇怪)」。這整個校園環境的形成,可以說是一連串悲劇因素的組成。

  即便全案歸結,多數師長仍在任教,處份輕忽,而相關法規的修訂微薄,漏洞仍多,教職人力或督導的安排依舊吃緊,這才是現實上亟待重視的問題。在電影激情過後,觀眾是否願意理解這些特殊環境,才是我關心的地方。為何教職員對性侵置若罔聞、視為平常,他們是待在怎樣的特殊環境以致麻木不仁?又,為何跳出來反應的老師反而成為眾矢之的?甚至別說是特教學校,即使普通中學也多的是學校將性侵、性騷擾案從輕處理、不往上報的例子。現實上我們面對的往往並非「好人」與「壞人」的對決,而是個人與環境的抗衡。如何將環境與法規規制到不讓人逃避責任,甚至具有主動改善的意願,依靠的必然不是單一微小的力量,而是社會集體的重視。

  最後,引用德蕾莎修女的一句話作結:「愛,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身障者限於溝通困難,很多時候連在自己的家庭裡都是失聲的存在,遑論在社會裡。而建構一個所有人都可以生活、也能夠發聲的環境,既是愛的展現,也是你我的責任。

圖片/米爾格倫、史丹佛-http://unnatural.ru/grsh-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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