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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水裡只有泥鰍,牠們多半活不久,但若在池子裡放進蛇頭魚,就會激起泥鰍的求生意志,反而活得健康。」

  金基德的電影大抵可以歸結到某種主題,比如絕望、寂滅、愛、圓滿,但又不純然只講它。這位導演的戲,比較像是拋出一個他對生命的大哉問,順著劇情發展過程,每個人又可以各自延伸、再提問,組合成一個多面向的結構,讓原本的問題在各個觀眾心中,以不同比例的共感趨近事實。這個事實可能是很個人認知的,但又可以藉由明確的中心主題去連結所有人的世界。最終,他會給出他對提問的解答(結局)。然而看完整部戲的觀眾心裡,這個解答可以不重要,反而那些延伸的議題若能自此在觀眾人生中發酵、再提問、再尋答,或許才是更理想的效應。所以說這位導演的作品,呈現上很簡單,企圖卻不簡單。

  《一對一》(One on One)從一位女高中生被膠帶捆頭勒斃開始,歹徒電話通知「某人」事情辦好了,那某人又再通知某人,層層傳遞上去。所有人的身分都是個謎,暗示背後可能牽涉某種利害關係,而非隨機殺人事件。隨後鏡頭一轉,一名年輕男子和女友在餐廳用餐,他對自己的職業絕口不提,顯得身分可疑。回家途中,他被身著迷彩衣的「士兵」綁到秘密基地,看起來像是專門反共的特殊部隊對他嚴刑拷打,逼其自白的內容卻無關諜報,而是女高中生命案。這時候我們得知他叫吳賢,也看到了女孩最終衣衫不整地陳屍廢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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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可能開始猜測,是不是這女孩背景強大,才動用到特殊部隊秘密處理兇手?但吳賢最終沒有被殺害,只被要求認罪、檢討。組織「隊長」最迫切逼問的,不是「你們為何要殺她」,而是「有沒有感覺自己錯了?」顯示他的行動背後,根據著某種理念而非命令。

  流下悔恨淚水的吳賢活著離開那裡,只被交代「以後好好做人」。自此以後「吳賢」成為貫穿全劇的眾人,他是第一個加害者,也是組織刑求的第一名受害者,亦是組織成員的家人、朋友、老闆、債權人,更是全片唯一一個從頭到尾參與(觀看)撕票、刑虐,甚至結束一切的人。吳賢代表人類社會裡的每一份子,在因果循環中互相傾軋,在愛、恨、信賴、控制、慾望、絕望裡糾結,甚至也化身為和尚目空一切。然而只要身而為人,似乎就注定不論站在什麼位置,都只是在扮演某個角色的命運,既是蛇頭魚也是泥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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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一》是一部描述了權力部門的腐敗和市民的故事。代表著民主主義死去的悲劇性事件,通過因此而悲慘死去的主人公的命運,引發人們對這個時代傷痛的共鳴,成為我們每個人回顧思索的契機。」——金基德

  隨著參與撕票者接二連三遭組織刑求的過程,眾人面目漸漸清晰,隊長的意圖也逐漸明朗。原來這是一個由底層人所組成的集團,他們各自有著生活困頓失去希望的背景,隊長吸收他們,是因為他認為這個世界之所以出現無論怎麼努力都困苦的階層,肇因於少數特權階級的敗壞。由於特權的無形暴力和豢養,弱勢者才活得可悲。他們必須抵抗那被壓縮到極微的甜蜜誘惑,群起反抗,才有可能矯治變形的社會,使貧窮階級不再複製。而反抗的方式,是使用有形的暴力,將眾人生活上的壓迫具象化來「反餽」到壓迫者身上,讓特權「體認」到自己的錯誤,從此做正確的事。(可見他並沒有顛覆階級的意思)

  實際刑求後,平日的受害者(刑求的加害人)退卻了,他們為肉體的痛苦怵目驚心,忽略生活對心靈的腐蝕才更令人墮落。當隊長捉來最高層級的兇手時,原本的伙伴在一次次暴力衝擊下出於本能地感到害怕和同情,甚至阻止隊長拷問,指責他「為什麼不能忍耐生活的痛苦」、「還有人比我們更慘」(這句話有沒有很耳熟?),對照其卑微,顯得格外諷刺。

  社經暴力的來源(高官)從被厭惡者轉為被同情者,劇情的強度也來到高點。隊長才終於發現,可悲之人之所以可悲,並不在於他的境遇有多糟,而是他會用各種自我安慰選擇繼續處在那個位子上,那就是他們的角色。他們和加害者是共構關係,至於隊長則是系統偶爾會產出的「反抗者」,但不論反抗者做了什麼,成功或者失敗,系統終究會回到平衡,一個有泥鰍也有蛇頭魚的狀態,因為這是「生存」的必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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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來,不論何種型態的經濟主義,似乎都驗證了這種生態。人們引以為傲的民主主義,並不能真正解決階層問題,或許是始於人性上的怠惰、貪歡還有「希望」的力量,足以令底層安然被犧牲(即便當事人感到無奈,也會自我安慰為命定)。再多的憤怒經過發洩和比較之後,都會變得輕巧而利於生存,那麼壓迫就不可能有停止的一天。

  組織唯一的女性成員因為受不了生活箝制而加入反抗,卻也是第一個無法直面暴力,說出「我還忍得住,至少還有一些好事會發生」的人。有著嚴重家暴和控制慾伴侶的她,所言證明了全面控制的可能。人們對於無形暴力的感受強度,往往大大低於實質暴力,使得翻轉變得困難,即使翻轉了,也只是從被害者來到加害者角色,繼續製造下一個被害人。如同吳賢認為自己行惡乃受人指使,高官同樣會以「是下面人幹的」來為自己卸責。

  劇中所有人都為「生存」所吞噬,包括隊長。他對過去施暴於下屬感到自責,又為了改變環境而以暴制暴,目的也許是要讓受到無形壓迫的人體認到自己的困境本就屬於結構性的暴力,而他最終也死於暴力。他一方面覺悟了痛苦並非基於選擇或地位,而是始於人性,角色僅是人性基於生存顯化的扮演;一方面導演亦藉此告訴我們,沈溺於暴力也只會葬送至此,不論是以有形或無形的方式。全片裡施用的工具,既由人所製造、也落在每個人身上,現實上的政治與經濟,都是一樣的工具意義。

  那麼離開會不會是唯一的解方,所以才安排了一個和尚的角色?但金基德又在片尾闡述了開脫的困難,在於人類對愛嗔癡的難以割捨。即使理智上明瞭世間的運作模式、知道必須擺脫渴求的誘惑,本能上卻仍會因為愛的得與失而痛苦、為因果輪迴感到悲傷。盤腿靜坐的隊長對此無奈憤恨、泣不成聲,最終自棄。

面對世界,有人選擇戴上體制的面具、麻痺自己,破壞一切,有人選擇厭世。脫離者少之又少,並且從此隻身一人(只要與人交涉,便有角色之分),更多的是回到滾滾紅塵沖刷的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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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巧思

  金式電影善於使用明暗對比、生死交錯、具象與抽象的代換,來重組或描述尋常可見的生活,他也喜歡用一種看似回到原點的「圓」的概念作結尾。本片起於死亡也終於死亡,以「死」帶出「生」的辯論,開頭的謀殺雖是具體暴力,但也用於隱喻組織結構的無形問題;片尾的謀殺則是用具象行為宣告抽象的社會脈絡。我們可以將隊長的死,看作為生存系統所殺,而不僅止於表面上吳賢的行兇。

  另外,數字7在這裡值得注意,它是一開始犯罪的人數、也是復仇部隊的人數,更表現人物階級。或許是7這個數字,不論在宗教或文化上都帶有各種意涵的緣故。例如777是西方的幸運數,「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連結生死概念,基督教有七重天的設定,同時也有七宗罪的審判,上帝用7天創造了人類,7也是死後第一個祭拜的日子,7甚至關於思念與因緣和合(七夕),因此金基德用7來為人性和生息做定義,並串連所有人,固然有其道理。

  過去一直像是處在第三方視點看著小人物人生的金基德,這次的作品拉進了全人類。他要觀眾直面自我的企圖,也反應在電影海報之中。導演本人親自入鏡宣傳海報(並未入鏡電影),似乎是在告訴觀眾,《一對一》不是「某個人」的故事,也不只是螢幕上的事,而是關於你我他的現實。劇中金永敏一人分飾八角,每一角既是吳賢,也是刑求組織的七人、受拷問的七人,更是螢幕前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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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入鏡版電影海報

延伸閱讀/導演金基德的告發:被謀殺的韓國民主
圖片/Kim Ki-Duk Film(DVD發行:飛行國際AV-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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